不管是历史的巧合、还是必然，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正统王朝都面临着异族入侵的隐患，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而已。秦国的长城、汉朝的卫青、乃至满清时代的葛尔丹，都是这种隐患的有力证明。那么在这些民族强大之前，是否有必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呢？如果将其果断消灭，就可能背负上“恃强凌弱”的骂名；但是若任由其滋长发展，日后必成大患;这是真实的历史，也是恒古不变的规律。正是有了这些前车之鉴，所以，后世的皇帝，哪怕倾全国之力、冒亡国风险，也要将这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

在古代，还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原则：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公理和正义，永恒不变的只是国家利益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理解并遵循这一原则，所以，当个别人物以此为主导的时候，就显得有点“另类”。说好听了叫做“鹤立鸡群”，说难听了，完全就是“出头鸟”，就像隋炀帝杨广

代价沉重却不遗余力

在公元七世纪以前，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——高句丽。这个神秘王国，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。可自隋朝之后，连续两个朝代的四位皇帝，都像着了魔一样、发疯似的征讨这个王国，历经四代努力，终于将这个王国消灭。征战高句丽，被不少史家骂成是“不恤民力，劳师远征”，甚至被骂为“侵略”，被视为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，还有些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，果真如此吗？

翻开隋唐史书，征战高句丽在国家的政治、军事安排中都占有重要位置。自隋文帝开始，中原政权就将征讨高句丽作为一项长远战略任务来看待，并坚持不懈地贯彻、执行，尽管多次遭遇失败，甚至可能会导致国破家亡，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目标，有些人还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

·隋文帝的代价

589年，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，由于高句丽经常骚扰边疆地区，使他十分不满，就将征讨高句丽提到议程。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：

王谓辽水之广，何如长江？高丽之人，多少陈国？朕若不存含育，责王前愆，命一将军，何待多力！慇懃晓示，许王自新耳。宜得朕怀，自求多福。

（《隋书》卷八十一）

公元598年，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，进扰辽西。隋文帝命汉王杨谅、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，周罗喉为水军总管，率大军30万，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。汉王杨谅率陆军出山海关，时逢雨季，道路泥泞，粮草中断，军中疫病流行，虽然勉强进至辽水，战斗力却大打折扣；而水路由周罗喉率领，自东莱出海，直取平壤城，不成想，在海上遭遇大风，许多舰船沉没，水陆两路被迫返回。没有交锋，损失人数过半，近20万之多

·隋炀帝的代价

隋炀帝杨广继位后，更是念念不忘高距离之患，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。公元611年，隋炀帝与高丽不遵臣礼为由，下诏征讨高丽，命天下兵卒无论远近，都到涿郡集中。次年正月，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，全军共计113万人，号称200万，由隋炀帝亲自指挥，各军首尾相接，鼓脚相闻，连绵千里，声势浩大。

三月，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。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，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，依次渡河，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守军万余人，乘胜围困辽东城。然而，辽东城却久攻不下。六月，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战，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宇文述率30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，向鸭绿水挺进，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。高距离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，边打边退，使隋军疲于奔命，宇文述见将士疲惫之极，且军中粮尽，平壤城坚固难拔，一时无法取胜，就被迫还师。高句丽军趁其后撤之际，从四面包抄。宇文述等且战且退，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，损失惨重，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。水路大军在距离平壤60里处击败高丽水军，随后命40000精兵攻城，也遭遇伏击，生还者不过数千人。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以惨败告终，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

之后613年和614年，隋炀帝又发动了两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，皆以失败告终。

隋炀帝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三次征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负担，由于广征丁夫，耗资巨大，再加上修建运河等工程，严重耽误农事，造成大量壮丁死亡，以致出现“男丁不足、役使妇人”的可怕局面，各地不满民众纷纷揭竿而起、天下大乱。由此看来，隋朝的灭亡，征战高句丽难辞其咎。

·李世民的代价

唐朝的天下是由李世民打下来的，作为一代明君，他深知隋朝灭亡的根源所在，所以，太宗继位后处处行事谨慎，终身未犯大错，天下出现少有的盛世景象。可唯独在征讨高句丽一事上，唐太宗却和隋炀帝杨广如出一辙。贞观十九年，太宗以高句丽侵犯新罗为由，御驾亲征。唐军渡辽河后，却在安世城遇到顽强阻击，由于守军殊死抵抗，使唐军至9月仍未攻克。时近深秋，草枯水冻，士马难以久留，唐太宗也被迫班师回朝，数万将士又将生命留在了征战高句丽的战场上。

唐太宗并没因为这次失败而放弃征服高句丽的决心，他多次命令边关进扰高句丽。太宗晚年，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，以备征讨高句丽之用，结果造成山民暴动，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，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，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隋炀帝杨广的老路。

·李治的代价

唐高宗李治继位后，依然将高句丽放在议题之内。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，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，666年高句丽内乱，唐高宗借此机会，以李绩为行军大总管，统帅重军分道合击高句丽。公元668年，各路唐军推至鸭绿山，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，唐军开拔到平城下。9月12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，唐军入城，终于实现了征服高丽的愿望

意义的争执

看完这些历史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，相比中国来说，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小国，为何它却让隋唐两代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、不惜动用全国之力进行征讨？按照有些人的描述，征战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“私欲”膨胀的结果，是对弱小国家的欺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产生了几个疑问：

一：为什么自隋朝以来，连续几个政治观点、思想作风、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皇帝，独独在对付高句丽的观点上保持了一致？

隋朝以前，中国经历了300年的动乱，国家刚刚统一，百废待兴，而在这个时候，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视为一个大的威胁，前赴后继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征讨，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？如果说隋炀帝生性好斗，为征讨高句丽付出惨重代价是咎由自取的话，那历史上的唐太宗可是一位深谋远略的开明君主，他为何也要不惜全国之力、亲征高句丽呢？还有唐高宗，一直是个文弱书生，但是在征战高句丽的问题上，也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为何他们有这样的统一远见呢？

二：征战高句丽是不是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“欺软怕硬”？

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，像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，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、百济，东北后有渤海，南有南诏，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，可为何隋唐的君主，独独盯着高距离不放？

三：征战高句丽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、完全多余呢？

不错，表面看是得不偿失，征服高句丽让当时的隋唐两朝都付出了惨重代价，而隋朝的代价更为突出，就是“亡国”；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生命葬送在了沙场之上，间接死亡的人数就更多，这种代价不可谓不大！更让人失望的是，在占领高句丽后不过10年，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，领土多让于新罗，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等于为新罗做了“一盘菜”，也难怪有人认为不值当。

要一并解析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就必须深入了解一下高句丽，因为征战高距离的实际效果，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。

高句丽的威胁

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？隋唐两朝君主不断征讨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？唐太宗的一番说辞可能是对此最为贴切的解释：

今天下大定，唯辽东未宾，后嗣因士马盛强，谋臣导以征讨，丧乱方始，朕故自取之，不遗后世忧也

简而言之，就是一劳永逸，为后世消除隐患！

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经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，对中原政权已经构成了最直接，最危险的威胁。当时高句丽对于隋唐的威胁，犹如前3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、17世纪满清对于明朝、19世纪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，隋唐想要兴盛，高句丽是必须除掉的，正所谓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，而且这个“酣睡”之人还虎视眈眈：

第一：

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发展成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，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。在任何朝代都不会放任这样的威胁存在、继续蔓延。高句丽人本是浮扶余古人的一支，于秦汉之际建国，之后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，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终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、乐浪等四郡土地，隔辽河与中国相望，并征服了沃沮、夫余等游牧民族，领土扩张了将近10倍，人口也随之大大增加。高句丽在和唐太宗作战时，能调动的军队人数达到15万人，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小国可比，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，适宜耕作。所以，有些史书上已经断言当时高句丽的人口有500万之众，常备军应该在50万人左右，高句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强国

第二：

高句丽的国家结构，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，依山筑城，垦田游猎，以农耕为主。但其有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色，对农工的重视和对游牧民族骑射的吸收，都为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保障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隋唐征伐战争中高句丽军队，进能远攻、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。相比突厥这样纯粹的“马背上的国家”，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，有正常的经济基础，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，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。

第三：

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淳朴民风，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。大家千万不要将高距离和后来的朝鲜王国相提并论，因为后来的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王国，而高距离则不是。高距离虽然也有中华血统，但在其脱离出去、自行建国时还没有流行儒家文化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彪悍。对武力的崇尚，完全压制了对儒家文化的探索，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，高句丽对中原的威胁也就更大。

第四：

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，高句丽的结盟和征讨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。

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崛起，周围各国纷纷臣服，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为其所用，就连强大的突厥汉国也已经和高句丽结盟，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塞，相比国家发展极不稳定的突厥，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，威胁更大。

在朝鲜半岛上，百济已成为高距离的盟友，而另一个国家新罗，则面临着高句丽、百济、和日本三方的威胁，随时都有被“灭国”的风险。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：先灭新罗、最后消灭百济，统一半岛！在不断加强对新罗攻势的同时，在北方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，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，挑起战争，坐收渔利。对中原政权首先积极备战，然后采取表面上附和的政策，不断用进贡来进行思想麻痹，除此之外，它还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政府，破坏中国的统一

相对于高句丽来说，早已儒化的新罗危险性最小，新罗一直也和中原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？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，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。

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，隋唐时代，对高句丽加大征讨力度的真正原因，只能归纳为一句话：放任高句丽的野蛮发展，就会威胁到中原朝廷的兴盛和社会稳定。

尾话

我们都知道，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，却不知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兴起时，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，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——迦太基，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。于是，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，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战争，最终，在罗马帝国的努力下，终将迦太基从地图上抹去。每当看到这段历史时，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高句丽之征，虽然杨广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骂名，但是对于高距离的征战还是显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长远目光

如果深入分析当时高句丽的快速发展、以及对隋唐两朝潜在的威胁，那远征高句丽就显得十分必要，因为那将关系到政局的长治久安，只不过几位皇帝都严重低估了高句丽的实力，更低估了征讨高句丽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；而高句丽在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实力也是其国力的体现，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，也难怪四代帝王都有“除之而后快”的决心了